对话王维佳 真正反智的不是民众，而是注意力经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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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对话王维佳 真正反智的不是民众，而是注意力经济(2)

　　（上接B04版）

　　“智识”“智性”不是由某些特定群体来定义，更不是知识精英就可以盖棺论定；相反，“智识”是人们在成长和充分沟通的过程中共同定义的。

　　“95%与5%的对立”属伪命题

　　“低级趣味”是商业机制不断塑造的结果

　　新京报：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让不满知识精英的普通人可以发声，让大众趣味（不论好坏）得以传播，也让假新闻得以流传。你如何理解技术进步与反智时代的关系？

　　王维佳：“互联网技术能够创造一个共享的平等平台”——互联网兴起伊始，就有很多知识分子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这种想法的危险性。将反智时代与技术结合在一起的分析具有一定启发性，但我不想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社交媒体和技术。很多人一开始把社交媒体看成是崇高的，把它本质化为带来民主的工具；而今天民粹运动借助社交媒体大量涌现的时候，又本质化地认为这是技术造成的问题。这些观念都是从技术本身的可能性出发，而关键问题则是技术如何被使用。

　　新媒体与民主梦想相互结合而达到顶点的案例可能是“阿拉伯之春”，这场革命也常常被称为脸书革命或Twitter革命，当时很多反抗者利用社交网络组织了大量民众参与社会运动，实现了政治上的更替。但很快问题就出现了，不仅中东陷入深重的危机，西方社会也面临“后真相”的挑战。网络技术是民主的福音吗？单从传播的方式来看，互联网看似充满自主选择，但加上算法、大数据的中介之后，我们今天的交流非但是不像此前设想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机会”，反而造成了很多阻滞和障碍。用最时髦的说法，这就是“无限的过滤”、“同侪的过滤”、“信息的茧房”。网络传播有可能窄化你的视野、单一化你的知识谱系，让普通民众难以从多方面接触不同的公共信息，在算法的过滤中更难接触那些文化成长型的信息和反思性的讨论，如今这些议题甚至已经不再新鲜了。当然，我仍然坚持，这些基于互联网传播特性的论断虽然有道理，但是不能完全解释当下西方社会的文化困境。作为一个传播学者，我提醒学生最多的，反而是不要夸大传播媒介的作用。

　　新京报：在许知远的访谈节目“十三邀”中，马东提到这样一个颇有争议的观点：世界上只有5%的精英有愿望积累知识，了解过去；剩下95%的人就是在生活。今天，互联网算法技术的应用使得娱乐信息不断扩张，明星的私生活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关注的焦点。就技术层面而言，知识精英和大众的割裂是如何发生的？

　　王维佳：如你所言，在商业传播中对受众的迎合如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算法问题。算法是商业机制极端理性化的形态，它促使普通民众只能接触原始的、非成长型的信息和娱乐，在这个意义上它限制了文化的多样性，也规避了传播的教化功能。在根本意义上，马东的说法显然是靠不住的，因为这种言论的前提就是将商业传播机制看作人类社会传播的唯一形态。把大众的文化品位本质化，这是对消费民粹主义最大的辩护，当然也是非常低级的辩护。

　　人类社会的传播是否应该有教育的指向？是否应该有文化成长的维度？基于受众品味的、高度理性化的、甚至依靠算法来完成的商业传播能否实现这些功能？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假设我们社会的传播机制可以更加多元，公共的、社区的、参与型的、国家资助的传播，都能够不受商业模式的抑制而顺利发展的话，难道大多数公众还会偏偏选择那些媚俗的毫无思想内涵的内容？在历史上，我们不是没有接近过类似的传播生态，只是完全被市场化的商业传播遮蔽了想象力。

　　另一方面，那些一味批评大众文化低俗的声音当然也需警惕，他们其实与95%对5%的说法分享着同样的前提。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愿意看到，所谓“反智”追逐背后是怎样一套商业机制在钳制。注意力经济，关注的是人短期的注意力在哪里，以及最简便、最刺激感官的内容是什么；相反，成长性的内容在商业上有风险——人的学习过程是相对痛苦的，接触不同信息、不同意见的过程也是相对痛苦的。如果社会文化传媒没有公共性的一面，而只有商业性的一面，那么95%与5%势必会越来越分化。

　　知识精英的徒劳

　　“智识”应当被公共地定义出来

　　新京报：今天急剧变化的文化形态是否在重新定义何谓“智识”、“智性”？以及是由谁来定义？

　　王维佳：“智识”“智性”不是由某些特定群体来定义，更不是知识精英就可以盖棺论定；相反，“智识”是人们在成长和充分沟通的过程中共同定义的。今天的关键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出现一种理性的、可以进行公共协商、以及多样化信息沟通的不同传播机制。在这样一种传播机制之下，“智识”和“智性”才可能被公共地定义出来，而不是被少数精英所掌握，否则这样的定义很没有力量，是徒劳的。

　　新京报：在中国，大众和媒体精英的认知分裂也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王维佳：我在一个小城镇出差时看了《战狼2》，那种火热的场景令我记忆犹新。基层的年轻观众对于国家社会和历史的认知，和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媒体精英、公共知识分子非常不同，而后者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掌握着中国市场化媒体这个最重要的发声渠道。

　　为什么会这样？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间，在市场化媒体发展的高峰期，官方文化干部和职业知识阶层掌握了众多发声渠道，他们一直自认为是历史进步、社会进步的引领者；而公众也主要依靠市场化媒体、主流官方媒体以及高校公共讲坛等渠道去了解公共信息。长久以来，基层大众是相对较失语的，发不出来他们的声音。而到了今天，社交媒体和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突然之间，大众的声音爆发出来，而且差异性相当之大。前几年，就在社交媒体刚流行起来时，知识分子还将其视为大众发声的平台，是促进他们理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的途径；但是没想到社交媒体充分发展之后，真正的基层大众、年轻一代的“小镇青年”的文化处境、价值观念以及对于社会状况的看法竟然跟他们如此不同，所以知识分子也就逐渐转变了对于社交媒体及基层民众的看法。这些变化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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